改革开放四十年，他们的追赶与牺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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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层人的奋斗，最真实最可爱。
1978年10月26日，日本东京车站内，一辆磁悬浮列车缓缓开出，奔向京都。这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火车，最高时速达到250公里。
今天的列车不同以往，因为车上搭载了一位矮个子的中国老人。
邓小平。
这一年，中国最先进的东方红-3型列车，最高设计时速是120公里。而且由于铁路基础设施跟不上，长期维持在半速开行的状态。
中国火车速度只有日本的1/4，这一速度差距，彰显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。
当时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人均GDP是490美元。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1.67亿美元。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。
看到邻国的繁荣，无人知道这位老人的内心是何等复杂！
当记者问道乘坐新干线的体验时，老人用四川口音饱含深意地说道：
我就感觉到快，有催人跑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就适合坐这样的车。
追赶，成为之后中国几十年的目标；快，成为之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状态。
告别过去，奔向新世界！
1979年，我的爷爷终于取消了“地主”这顶沉甸甸的成分帽子，似乎迎来了新生；1982年，国家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以前是大锅饭，大家都磨洋工，我爸是家里最小的，也没怎么干活，当然，田地也没有产量，粮食十分拮据，由于长期挨饿，我爸16岁时还没开始长个子。包产到户后，整家人十分有干劲，爷爷驱赶着爸多干活，以前不大懂农活，现在一下子要用肩膀搁着扁担去挑稻子。
我爸自然是不开心的，但爷爷每天干劲十足。
回忆起80年代，我爸常说：
更累了，但终于可以吃饱饭了。
正是在千千万万农村家庭的努力下，我们粮食产量在1978年是3亿吨，1984年就超过了4亿吨，单单1982年就增加11.3%，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90斤增加到1984年的390斤，在建国的前三十年，人均粮食产量几乎就没超过300斤。
由于解决了温饱，家家户户还有点余粮，国家也允许商品买卖，不再有倒买倒卖一说，我爸开始在农事闲暇时做生意：
马拉板车买卖粮食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匹红马。
1988年我出生，1990年我弟出生，这几年是老家的生育高峰，也是中国的生育高峰，这场男多女少的“婴儿潮”影响了后面很多事情。
这个时候，老家30户，住的全是土坯房。
1992年，我爸拿出全部积蓄7000元，找亲戚借了1000元，盖了两层的泥砖楼房，是老家第一个盖楼房的，这也成为我爸至今的骄傲。
在我爸的带动下，老家人纷纷开始了盖楼房，甚至有一户人家的女主人骂起自己老公，说别人家都盖楼房了，你这没出息的东西。到1997年时，老家至少有一半住户都是楼房，有的是2层，有的是1层。
在“万元户”依旧代指有钱人的当时，一下子拿出近万元盖房子，足以说明，农村人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。
这也足以说明，无需各种优惠，只要有好的政策，不瞎折腾，中国人就能凭借双手在荒芜中创造奇迹。
我有了小孩后，时常跟我妈开玩笑：小时候那么苦，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？我妈还一本正经地说：你们那个时候已经不苦了，虽说缺少鸡鸭鱼肉，但基本的蔬菜、米饭完全够的，你爷爷还时不时给你们买点好吃的糕点和豆腐之类的菜。
到1997年，中国粮食产量突破5亿吨，人均产量突破400斤，中国GDP在80年代增加了4倍，90-97年又增加了4倍，年均增长率超过10%。但是，直到1997年，我清楚地记得，老家人依然不敢吃肉，买个豆腐都还得掂量一下。
那个时候由于没有肉吃，村后面有个水库，经常有人去堤坝上晃悠，看有没有漂浮上来的死鱼，捡回去也是一道“美味”。直到2000年时，村里的一些苦惯了的老人，依然去捞死鱼吃。
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在于，在收入主要靠粮食的老家，粮食收购价一直不见涨，农业税收居高不下。
在那个时候，粮食依然是国家统购统销，老家是村政府组织收购，卖粮的钱先到村政府手里，再由他们发到农民手里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本来收购价就低，中间再揩一层油，农民到手的钱，减掉化肥、农药等成本，就剩不了几个子了。
另外就是农业税，每亩地收两三百，所以老家经常发生一种怪状：辛辛苦苦忙活一圈，结果种一亩地还亏了。怎么解决呢？老家的方法是种两季，税收是按照田亩面积而不是产量征收的，那么一亩地一年收成两次，第一次就当是为国捐躯，第二次就是自己的了。
这就导致，农民十分劳累。
时至今日，老家每个人都对一件事谈之色变——“双抢”：割完早稻，立马种植晚稻，时间上无缝对接。重新犁田、插秧，还要把收回来的稻子晒干、装填，而且是最热的七八月份。早稻是用来交税的，晚稻才是自己的收成。
低粮价与高税收，通过这种工农业“剪刀差”，才支持了国家的大发展。农民的早期奉献，形成了国家最初的原始积累。
当然，这不是农民的最后一次奉献。
所以，在我小时候，老家有几个脾气很暴的人，每年交税时，都要与村干部大吵一番，骂的最多的一句话说：
你们这么收，我孩子还要不要过活了？你们管不管人死活？
如果说80年代，农村人忙着填饱肚子；那么，90年代，农村人一心想着建楼房。一边是政策松绑，一边是生存艰难，农村人依然一举解决了温饱和住房两大问题。
但是，这个成果是农村人靠着自己的勤劳双手创造的，而不是哪个人、哪个团体赐予的。
种地，粮食的收购价依然较低，农业税依然很重，没有机械，农药化肥没有补贴，老家人在最热的夏天，顶着高温太阳，用最大的劳动量和尽可能多的劳作时间，去实现亩产量的提升。产量多一点，自己才能多收获一点。
盖房，没有任何补贴，没有任何政策支持，老家人紧衣缩食，掏空自己的腰包，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，实现自己的楼房梦。
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勤奋努力，才是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，其他都是次要原因。
我向来不支持“包产到户解放农村”这种论调，它抹杀和掩盖了农民自身的艰苦奋斗。
肚子和房子解决后，老家人开始想着票子了：如何增加收入？
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归，我们一家人围着黑白电视看新闻联播，我爸喃喃说道：
邓小平走得早了点，没有看到这一天，太可惜了！
这应该是当时全国很多人的感叹。
看过电视，老家人习惯到屋外乘凉聊天，我妈跟乡亲们说道：
明年想出去打工。
在当时，村里已经有几个年轻人出去打工了，都是去服装厂做衣服，其中就有我的两个堂姐。一个月800，一年差不多1万，最后能存下4000，是种地的两倍，而且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当时的经济形势是，国家已经开始大举进入纺织品国际市场，以纺织品为主导的民生用品的生产，是90年代中国告别“短缺经济”的主要领域。1996年，中国纺织品出口总额371亿美元，占全球产量11.7%，世界第一。
自工业革命以来，纺织品历来都是世界贸易最重要的商品，几乎每个经济体的起飞，都是靠纺织业起家。最早的英国和欧陆，然后是美国、日本，二战后的亚洲四小龙，无一不是，中国也不例外。
我妈只出去了1年，就没再打工了，因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没有老人照顾，靠我爸一个大男人照顾，于心不忍。所以，我没能成为留守儿童。
但外出打工的潮流势不可挡，村里的那些6070后纷纷奔向武汉、广东的服装厂，留下老人或者丈夫在家种地、看小孩。他们是老家的第一代打工者和中国的第一批廉价劳动力。
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电话，为了与远方的亲人联系，家长会带着小孩去镇上的固定电话窗口排队。轮到自己时，就会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记着电话号码的字条，满眼期待地拨过去。电话费很贵，一分钟3毛钱的样子，随便说个几分钟就是好几块钱，心疼得不得了。
有时，孩子在电话里头喊一声“妈妈”或者“爸爸”，电话两头已经开始哽咽。
有时，接听者是家人的同事，因为家人还没有下班，只好放下电话静静地等待。来回一上午，只为了电话里能说上三分钟。
打工者没日没夜地干，住着集体宿舍；留守者也是没日没夜地干，每年经历一次骇人听闻的“双抢”；孩子在缺爱和思念中，读书、玩耍、干农活。
正是在打工者这些廉价劳动力的辛勤付出下，质优价廉的中国纺织业在1999年出口顺差320亿美元，占全国贸易顺差的70％；到2000年，纺织业产业工人1300万，占全国产业工人13％，纺织业出口额530亿美元，顺差391.5亿美元（同年贸易顺差241亿美元），纺织业产值占全球比例进一步上升至15.3%。
所以，中国外汇储备的原始积累，就来自于纺织业。
中国GDP在90年代增长3倍，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，人均GDP从不到2000元增长到8000元。
国家经济一片红火，老家也迎来了新的变化：摩托车、彩电和VCD。
1997年的大冬天，我爸怀揣着2000元，和老家的另外两个人，一大早去了隔壁的县城，然后三人骑了三辆摩托车回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爸那辆的品牌是“八达 本田”。
我爷爷后来说：你爸回来时，在家里搓着双手，冻得打哆嗦。
以前只想着不饿肚子，谁会想到能亲眼见到机动车？三个人在老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。很快，摩托车在老家流行起来。这种情形，跟90年代上半期流行盖楼房是一样的。
农村人就是这样，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比别人差。一旦别人有了一个小成就，自己一定要迎头赶上。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攀比，而是人的生存本能和社会性决定的。
之后的每年春节，乡间小路上到处都是摩托车，成为一道蔚然的风景线。
1998年，家里的黑白电视机被我一不小心摔坏了。我爸把我一阵“毒打”后，用500元买了一台小型彩电，以至于后来村里人跟我开玩笑：你这挨打很值，换来了一台彩电。
然后老家人纷纷开始买小彩电。
当时，VCD在全国已经流行起来。同年，我爸又花了400元买了一台VCD。然后老家人纷纷开始买VCD。
所以，在小时候，一到放学和假期，小伙伴都会聚集在一起看光碟，互相借着看。即使很卡，也看得不亦乐乎。李小龙、僵尸片、枪战片，小时候就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。
楼房、机动车、影视机的更新换代，相比90年代初，90年代末的老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。
但是，这些并不能掩盖农村的贫穷本质。就如同，中国GDP突破了1万亿美元，但并不影响中国是穷国的事实。
1995-2001年是我的小学时期，老家人依然不敢吃肉，依然在从事繁重的“双抢”，农业技术没有进步，农业税依然很重，早饭依然是粥与咸菜，发臭的死鱼还在餐桌上。
我依然清楚地记得，每学期开学时，老师们都很头疼，因为200元左右的学费，太难收了。老师无奈把学生赶回去拿钱，第二天还是空手来上学了。
小学3年级时，因为班上有两个同学一直到学期结束都没有交学费，最后学校只能从班主任的工资里扣。我清楚地记得，30多岁的班主任直接在班上红了眼圈，因为自己半年白干了。
有了外出务工的新路子，老家人一直都在嘀咕计算着务工收入，在平时的闲聊中，他们八卦着谁家打工挣了多少钱，他们都一致认为：
务工的收入高于种地。
2001-2004年，我读初中。在这三年间，由于农村的生存困境和务工收入的诱惑，不断有小学同学辍学务工，以女生居多。辍学现象无外乎三个原因：
1、成绩不好，父母觉得读书无望；2、孩子不愿看到父母太辛劳，想早点减轻家庭负担；3、孩子对外面新鲜世界的憧憬。
他们便形成了老家的第二代打工者和中国的第二批廉价劳动力，跟随第一代打工者离开家乡，奔向远方的服装厂。
于是，21世纪初，中国各大城市，尤其是东南沿海，多了很多十五六岁的外来务工者。
网络文学和网络音乐，在这些年轻打工者的冲击下迅速崛起。他们春节前回来时，哼几句流行音乐、听着MP3、穿上城市的新衣服、再做点发型，瞬间时尚了不少。
那个时候，放寒假，我每年还会找他们玩。儿时不远的记忆，让我们仍能有点共同话题，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：
他们的眼神中仍然透露着对读书的羡慕。
当我2004年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后，他们会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一再强调：还是要好好读书。
第一代打工者都是成熟的成年人，总能存点钱回来，只是多或少而已。第二代打工者就复杂了，由于太年轻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凸显。
懂事的，每年能带个几千块钱回来，父母喜笑颜开；不懂事的，回来的车费还得跟父母要，还有在外面赌博、抢劫的。此时没有人知道，他们的人生命运将会在10年后的城镇化浪潮中迎来彻底的分化。
但是，无论他们怎么不同，都有一个相同点：上班时间就得老老实实在工厂做衣服。
在两代廉价劳动力的付出下，2000-2007年，中国纺织业成长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，出口额占全国贸易总额的15%左右，创造的顺差（外汇储备）占全国的90%以上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。
中国经济迎来黄金时期，短短7年，GDP增加3倍，年均增长率超过10%，人均GDP超过1万元。难得的是，中国经济十分健康，没有放水，没有增长率的剧烈波动，没有投机取巧，那些财富和外汇储备是靠工厂机器带来的，实体经济红红火火。
中国纺织业占全球的比重
老家的第一代打工者和第二代打工者年复一年，每年只在家待半个月。农业税有所减轻，但粮食产量在不断攀升。由于90年代解决了楼房和摩托车，而家电下乡还没有开始，除了平时买点肉外，他们没有急切的大额支出。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：
老家的收入在增加，消费没有增加，钱都存在了银行。
这种高储蓄率，中央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一直想着怎样让老百姓把钱拿出来花。从那个时候，中央就一直在喊扩大内需、增加投资。
2006年，国家宣布农业税取消（我的老家一直收到了2015年），但蹊跷的是，当年猪肉价格猛涨一倍，从5元涨到10元。
2007年，我马上就高考，学校临时为我们重点班组织了一场讲座，演讲者是一位靠房地产致富的天门老乡，不到40岁。在自由提问环节，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，班里的一位女生问道：
“您觉得我适合做房地产吗？”
农民的钱袋子很快就要被盯上了。既然你自己不愿意拿出来，我帮你拿出来花掉。
2007年，我考上了重点大学。2008年，班级组织了一次学习沙龙，主题是讨论“四万亿”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学生时代的经济分析都没说到点上，停留在书本理论上，因为“四万亿”的直接结果是：
房地产时代汹涌而至。
但农村人浑然不知。他们想的很简单：务工+务农，赚钱攒钱，盖个房子，结婚生子，如此周而复始。
2007年，80年代末“婴儿潮”满18岁，再过四五年，儿子就到了适婚年龄。于是，大家心照不宣地做着同一件事：
农事闲暇时，翻新楼房。
90年代建造的房子，房龄已有十余年，现在似乎显得有点老旧了。老家人开始了贴瓷砖和地板砖、装修卫生间、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等改造工作，原来的一层楼房现在要加层了。
即使自己孩子年龄还较小，也不自觉加入到这个潮流中。
如今老家的那些宽敞明亮的房子，大都是这个时候翻修的。
与以往的急切不同，此时的老家人，都是慢悠悠地装修，因为时间很充裕。只是他们想不到，未来的儿媳妇已经瞧不上农村的任何楼房了。
经过几十年的积累，中国在2008年以后迎来快速变化，基建与城市化正在加速，高铁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，一大波资本大鳄正在布局城市。中国变化太快了，保守的农村人还意识不到新时代的到来。
2011年我从武汉去南京读研，人生第一次坐动车。相比本科时坐24小时的普快，那次动车体验让我印象深刻。当时的我只感觉到爽、激动，还没有意识到这场高铁革命对中国的划时代改造。
2012年，天门的高铁站投入使用，我可以从老家坐高铁直达南京。我当时只觉得，幸福来得有点太快了。
与此同时，就在我读研的这三年，厦门（本科城市）房价从1万涨到2万，留在厦门的本科同学纷纷后悔不已。房地产的大嘴已经张开。
这场革命性的变化（通货膨胀）开始反映在老家的相亲市场。
21世纪的头10年，老家人的务工和务农收入都在增长，但没有什么大额支出，各家的积蓄都是水涨船高。农村的相亲十分市场化，婚姻的镰刀挥向农民伯伯的钱袋子。
2011年底，定亲（老家叫“过门”）费用达到5万，以前一般是2万。
2012年底，要到镇上有个房子才好。
2013年底，要买车子了，再好的彩电DVD也不管用。
当我2014年硕士毕业时，那年的春节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天门居然会发生堵车。有的年轻人，甚至租一辆车回来过年，怕失了面子。
中国汽车的农村市场，就是在那几年迅速打开的。
老家人为此疲于应付时，根本没有想到，一只更大的吞金兽马上到来——城市房子。
2014年春节，老家的两户人家，十分愁苦，因为他们已经用10万在镇上买了房子，但儿子的婚事还是没有定下来。
2008年的暑假，我在门口晒太阳，我妈跟隔壁一位大妈聊天，大妈把全村的打工年轻男女一个个数了一遍，得出结论：
全村12个小组，80年代末出生的这些人中，适合出嫁的女生只有14人，男女比例是可怕的3:1。
这就直接导致，在相亲市场，到2014年底，镇上的房子已经不好使了，要到天门市的城区。
2012-2014年，镇上的房子只紧俏了2年，就成为鸡肋。
从2015年开始，媒人登门，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：能不能在天门城区买个房？有确切的回复了，才更进一步谈相亲的事。
典型事例就是，我家附近的小雄，自己谈了个女朋友，求婚一直不成，父母在城区买房后，当年底就举办了婚礼。
于是，老家人勒紧裤腰带，借钱也要在天门城区买个房。
第二代打工者，迅速完成了农村向城市的转变。而那些不懂事、名声不好的第二代打工者，自然成为光棍一员。
而那些早几年结婚的，眼看着晚结婚者直接入住城市，也掏出自己和父母的积蓄，为这波城镇化浪潮推波助澜。
从2014年开始，天门城区一年一个样，迅速繁荣。不断扩建新城区、新建电影院和超市，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房价从2014年的1500，涨到现在的4500。
房子首付20万、车子10万、定亲5万，将父母的积蓄一扫而空，有的还得背负债务。如果家里是两个儿子，那就要悲剧了。
这就导致，离婚女，以前抬不起头，如今在老家的相亲市场是香饽饽。
但这个时候的城镇化并不是实质的城镇化，因为房子空着没人住进去。受到观念的影响，老家人认为城市的房子“开门就要交钱”，处处都是费用，住不起。
他们依然习惯于农村自给自足的低成本生活。
大概从2018年开始，或许是为了孩子的教育，或者是自身观念的率先转变，年轻结婚者开始装修房子，让老人带着孩子入住新房，自己两口子依然外出务工挣钱。
只有到这个时候，城镇化才是真实的。它不再是面子工程，而是切切实实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。
2019年，天门开始建设万达广场，这是对“人进城”的有力回应，成为天门城镇化的标志性事件。
5不负此生
上周，我回了一趟天门老家，顺便看了看幺爹（外公的弟弟）。幺爹是天门城镇化浪潮的典型一员。
幺爹的儿子（我称呼“小舅舅”）和儿媳妇一直在广东打工，他和老伴负责照看孙子，一直照顾到如今初中毕业。小舅舅两口子每年只是春节回家待半个月左右，幺爹两口子平时种地，只能糊口，没有什么额外收入，儿子会时不时打点钱回来。
父子分隔两地，孙子是留守儿童，这是农村家庭的普遍状态。
去年他们在市里的好地段买了房，110平米的三居，今年装修完毕，已经搬进新家。幺爹告别了种地生涯，不变的是，由于耗尽积蓄，小舅舅两口子依然要在广东打工。
但是，幺爹一家三代，十分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。孙子大了，不用像以往那般费心照顾，自己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市里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，每天早上九点就下班、下午四五点再去，月工资两三千，性价比远超种地。
闲聊时，幺爹说：“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过这样的生活！”还能跟我说一些外卖、抖音、政府城市规划这样一些“时髦”的话题。
整个人的状态、谈吐，是跟以前大不一样的。
这个事例，我在上一篇推文《每一次回家，都是一次精神洗礼》讲过。
在一些人的带动下，如今老家的老一辈，正在逐步改变观念，不再对城市生活“谈虎色变”，不再自卑或保守地认为自己配不上城市生活，而是憧憬着城市生活。譬如我爸，去年还在说要一辈子待在农村，这里宽敞自由，有吃有喝有人聊天，这次回家，我就明显地感觉到：
他很想来上海生活了。
老家人似乎都已经明白，农村的衰落还会加速，与其以后被迫搞农村集居，还不去顺应时势，去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在城市。
而且，他们近些年与城市定居者的接触很频繁，他们似乎已经了解到，城市的物价原来会比农村低，在城市找个工作并不难。比如，当我爸知道上海的猪肉和白菜居然比老家还低时，惊讶了好久，在老家逢人便讲。
这种主观观念和客观现实的变化，正在瓦解他们的保守和封闭。
观念的转变，总是不那么容易，需要循序渐进和反馈真实。对于那些未能体会到另一种事物的人而言，一旦你妖魔化那种新鲜事物时，他就很可能被蒙蔽了。
老家的50-60年代这代人，可谓尝尽了艰辛，一辈子操劳。从吃不饱饭到住进城市，这就是中国梦，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耗尽了两代人的积蓄。
他们努力追赶和适应这个时代，是这个时代的奉献者、创造者和受益者，也是最大的被剥削对象。在人生的晚年，当他们可以在沙发看互联网电视时，当他们可以欣赏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和热闹的广场舞时，内心又是何等的骄傲和满足。无论未来怎样，此时的他们可以由衷地感叹：
此生不枉活！
眼看着自己的子女（第二代打工者）外出务工，至少他们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，未来由他们来创造，自己该歇歇了；
眼看着自己的孙子报着各种培训班、逛着超市吃着炸鸡，他们终于不会成为第三代打工者了。
一代总比一代强，这样的国家才有希望。
小结
时代，是人民创造的。
而那些将人民的功劳归功于自己的人，或者抑制人民创造性的人，终将是历史的小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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